新冠疫情持续，对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和“考古”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加之疫情持续的影响，“特殊的一年，别样的忙碌”是对年考古工作的最好表述。从中原到边疆、从城址到墓葬，隋唐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年，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评选中，隋唐考古有7项，分别是隋唐洛阳城遗址、大明宫遗址、法门寺遗址、热水墓群、甘肃敦煌、渤海上京龙泉府、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隋唐考古4项入围终评，最终有2项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城址考古
年的城址考古发现成果丰硕，隋唐的两京长安、洛阳城多年持续工作，可谓老树新花，更可喜的是像古州城、明州、新登古城、唐朝墩古城、北庭故城等地方城址和军事防御城址考古也取得重要收获。
（一）两京城址
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掘有两处：一是皇城太庙遗址，一处是大明宫西内苑。
皇城太庙遗址
为配合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在文献记载的皇城内太庙区域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夯土基址，在该夯土基址的西北隅清理出殿址，包括檐廊、砖铺散水等遗迹。结合文献初步推测大型夯土基址可能为隋唐皇城太庙建筑，这是隋唐长安城首次发掘的与太庙相关的遗址，为隋唐长安城的研究、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大明宫西内苑遗址
为配合西安火车站站改建设，在唐大明宫西内苑内发掘一处联廊石桥以及位于太极宫东宫墙南侧的过水涵洞及挡水设施。联廊石桥位于西内苑南部的一条东西向渠道上，由东西对应的两座三孔石桥、一座亭廊组成。东侧石桥保存较好，底部铺设石板，其他侧壁、顶板均用石块垒砌组成，东西两端各凿有一排菱形栅栏孔。西侧形制与东石桥相同，破坏较甚。过水涵洞及挡水设施位于太极宫东宫的东北隅。过水涵洞南北向，穿东宫北宫墙，由砖块、石条砌垒而成，在其南则砌筑八字形挡水砖墙，高1米左右。
隋唐洛阳城年的田野考古工作分为两部分：一是宫城北部轴线区建筑群遗址的发掘；一是洛南正平坊的发掘。
宫城北部轴线区建筑群
宫城轴线区的考古工作持续多年，年清理的唐代遗迹有内重门遗址、陶光园的水渠等。宋代遗迹有太极殿、天兴殿及其所在宫院。内重门遗址，位于玄武门遗址南侧，北与玄武门相直。单门道，墩台东西39.3米，南北20米，门道宽5.8米。内重门以墙垣与玄武门两侧城墙围合，形成封闭的内瓮城结构。水渠，位于玄武门南侧，间距60米，处于陶光园内。水渠两壁砌砖，是南北向渠与东西向渠交汇处，呈直角转折。南北向渠为砖砌水渠的拐角，深1.7米，底部宽0.66米。东西渠深2.1米，渠底宽0.55米。宋代遗迹主要是太极殿及其宫院北廊，天兴殿及其宫院北廊等遗迹。结合以前的发掘资料，太极殿、天兴殿均为“工”字殿。
正平坊遗址
正平坊是隋唐洛阳城内重要的里坊之一。文献记载，正平坊内有孔子庙、国子监，太平公主的旧宅，后改为安国女道士观，还有兵部尚书李迥秀宅、左散骑常侍、襄阳郡王路应宅、河南尹裴迥宅等达官贵人的宅院。年4月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正平坊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定了里坊四面坊间街道、坊墙、墙门、坊内路网结构和坊内重要的院落布局。
考古发掘确定了正平坊东西.6，南北.6米。四面由坊墙围合，坊墙宽1.3-1.43米，在南、北坊墙发现坊门。坊内街道呈倒“T”形布局，南北向街连接南北坊门，宽8.7米，划分坊为东、西两个半坊，东西向街位于东半坊南北正中，宽10米，分东半坊为南区和北区。
正平坊内的重要建筑主要分布在西半坊和东半坊南区。西半坊内发现一大型庭院（I号庭院），东西米，南北米，发现五座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及其附属的院墙、廊房等遗迹，为中轴对称多进式院落布局。据文献推测为太平公主宅院。
正平坊东半坊南区发现东西并列的三个庭院，编号为II号、III号和IV号庭院。三座庭院面阔均71米，均由墙垣围合。东半坊南坊墙正中开门，南坊墙与三座庭院南墙之间为东西通道。据已经发掘的II号、III号庭院可知，庭院南院墙正中开门。其中II号庭院门与东半坊南坊墙上的门南北相对，II号庭院内发现三座建筑基址，其布局和文献记载的国子监的讲堂、祭殿及钟鼓楼等形制、规模相吻合，推测可能为国子监。
正平坊位置示意图（石自社供图）
正平坊庭院位置分布图（石自社供图）
正平坊一号庭院（太平公主宅）遗迹图（石自社供图）（二）地方城址河北雄县古州城址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雄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考古队对古州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古州城遗址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外城”平面形状呈圆角方形。“内城”与“外城”均发现城墙、护城河与城墙内外道路等。年度发掘了“内城”东墙、南墙及道路、壕沟（护城河）、3号、4号建筑遗址（局部）、瓮棺墓葬等。“内城”城墙夯筑，城墙内、外侧均发现顺城道路。城墙外均有壕沟。城东南部新发现5处建筑基址，仅对编号3、4号遗址进行局部发掘。发现包砖、散水，整体保存较差。另外还发现6处战汉时期瓮棺墓葬。经发掘确认“内城”平面方形，从战汉至唐末五代一直在使用，不同时期的城址范围不尽相同；“外城”为圆角方形，其内有子城，子城系改造“内城”而成。
古州城遗址卫星平面图（何岁利供图）
“内城”南墙外护城河北堤岸剖面（何岁利供图）
4号建筑遗址局部（何岁利供图）
年古州城考古工作照（何岁利供图）
莲花瓦当（何岁利供图）
云纹瓦当（何岁利供图）杭州新登古城为配合新登古城保护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自-年对新登古城进行考古发掘。年，在南城门区域发现唐代城门城墙遗迹、宋代道路遗迹、明清城门门墩遗迹及排水沟等遗迹。唐代城门被明清门墩和宋代路叠压，包括城门墩台和城墙遗迹。城门墩台东西总宽18.4米，南北进深和门道宽度不详。墩台均包砖，西侧墩台东西宽8.2米，东侧墩台宽度不详。墩台外侧为城墙，城墙砖砌，部分砖侧面有上”“下”“大”“田”等字。城门内发现宋代两条砖铺路遗迹，南北向、东西向各一条。另外还发现明清城门遗迹，建于唐代城门和宋代路面之上。新登古城南门位置发现唐、宋和明清不同时期的遗迹，印证了文献记载，具有重要价值。
宜春袁州古城
考古发掘了三处夯土遗迹和六处墙体遗迹。初步认定城墙分三期，最早可能至晚唐五代，二期、三期有可能为宋代和元代，明清时期城墙因破坏无存。发掘揭露的墙体结构清晰、早晚有序，体现了袁州古城自唐乾宁二年（年）刺史揭镇筑罗城以来至元代的袁州城市建设史。
长沙培元桥五代-两宋遗址
培元桥地处南宋长沙城的西北部，此次发掘了五代的大型建筑基址1处、房址1处，五代至两宋时期古井93口，宋元街巷遗址1处。五代大型建筑基址有大小相似、结构相同、排列有序的方形柱坑43个。五代时期房址F1为单体多间房屋，屋外有水井、水池及联通的沟渠等，根据F1废弃堆积内出土朱书“使院”漆木器，推测可能是马殷任武安军留后时治事之所。
长沙恒大珺璟府五代-两宋遗址
恒大珺璟府发掘五代至两宋的沟3条，另外还有古井和灰坑。G1南北两壁规整，底部平整，可能为晚唐五代时期的护城河，五代废弃后，此在废弃护城河的基础上修建了G4，可能成为长沙城的一条内河道，壕沟内有着从南北两个方向倾倒的堆积物，北宋废弃并被填平。在此基础上铺设黄土，修建房屋和排水沟G2，并形成了垃圾坑H6，这显示出晚唐至北宋时期，长沙城市扩大带来的这一区域功能的变化情况。
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
为保护与展示-年考古发掘的明州罗城遗址（望京门段）的城墙基址，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终于在年建成望京门城墙遗址公园，并对外开放。这段城墙基址，集中而真实地再现了宁波（明州）自唐末罗城始建以来至民国时期多年间的城防建设史，为研究宁波乃至我国东南沿海州府城墙的选址营建、规模形制、建造技术、工艺水平等提供了宝贵案例，也为“海上丝绸之路”之“活化石”与“中国大运河”之“南端口”的古代著名港口型城市宁波提供了极其稀有、不可再生、生动有力的考古例证。这个遗址公园成为回望宁波千年城墙建造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实证空间与精神家园，也是追寻宁波城市演变轨迹、品读厚重历史的文化地标与重要窗口。
（三）边疆城址与军事防御遗址
北庭故城“悲田寺”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庭学研究院联合继续对北庭故城进行考古发掘，发掘了子城西南部的10、11号遗址。其中10号遗址是迄今在城内发现最大的建筑台基。11号遗址位于子城的西南部，建筑基址保存较差，形制不明，仅在台地南部还残存一道夯筑围墙。遗址出土了大量残破的瓦片、砖块和陶片。在北庭故城11号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底部刻有“悲田寺”三个字，证明北庭城核心区还曾经有一座“悲田寺”，可能和武则天长安年间开始创办悲田养病坊并在全国推广有关系。这是北庭考古的一个重要新进展，其前身可能是建于子城内的应运太宁寺。把“悲田寺”安置在子城内部，充分体现了唐朝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中孤老贫病等弱势人群的帮扶照顾。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东南，属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实施了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平方米，清理出房址、土埂、木栅栏、踏步、灰堆等遗迹12处，出土以文书为主的各类遗物余件。结果表明，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大型红柳沙堆上，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该烽燧修筑年代为唐代，这一结果无疑是孔雀河烽燧年代学研究上的突破。
出土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难得的历史资料。军事文书中所涉及“计会交牌”、“平安火”制度的实物为国内首次发现，文学作品《韩朋赋》、《游仙窟》和传统经典《千字文》、《孝经》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资料，勋告、书信、契约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经对出土文书释读，确定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同时也是一处游弈所治所，属于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应是唐“沙堆烽”旧址，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属军事预警设施，始筑于长寿元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废弃于贞元六年（）吐蕃攻陷北庭前后，沿用时间约百年。除“沙堆烽”外，出土文书中还发现了“榆林镇”“通海镇”等多处军事设施和“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新的防御线路名称，填补了史籍对于焉耆军镇下孔雀河流域交通路线记载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西域以安西都护府为中心的交通格局，是唐朝对西域有效管辖的直接见证。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胡兴军供图）唐朝墩古城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东北，西距北庭故城遗址约30千米，地处丝绸之路新北道之上。-年，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三年对唐朝墩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基本确认了唐朝墩古城遗址性质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城，始建于唐贞观十四年（）前后，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至公元14世纪的蒙元时期逐渐废弃。年考古分南北两个发掘区，发掘面积平方米。主要是北发掘区清理了一处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寺院F9和一处院落，分为唐代、高昌回鹘、元代三个时期，寺院墙壁上有壁画与文字，年代属于高昌回鹘-元代。
乌什吐尔古城遗址
乌什吐尔古城遗址位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地处渭干河东岸的绿洲台地之上。遗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东西宽米，可大体分为北部、南部和东部三大区域，其中南部为城内现存主体建筑，-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持考古工作。年发掘面积平方米，清理房屋遗迹9座、排房8处，排水管道1条、灰坑4个，出土物中石膏佛足、青铜小佛像、骨骰、金戒指、玉人残件、五铢钱、汉龟二体钱等。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乌什吐尔遗址可能为唐代柘厥关旧址。发掘结果表明，该遗址延用时间较长，始建年代为汉代，遗址的主体年代，根据陶器、建中通宝等物，可将其定为唐代。
汗诺依遗址
汗诺依遗址位于喀什市东北23千米的伯什克然木乡罕乌依村，恰克玛克河古河道南岸台地之上。遗址东西长约6-8、南北宽约4千米，东、西各有一座边长、86米的方城，二者直线距离约3.7千米，主要遗迹集中分布于两城之间。-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对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年发掘面积平方米，揭示出西城南部有成排水渠和墙体，城东有街市作坊遗迹，数十座集中分布的灰坑。出土玻璃、釉陶器、白瓷、金饰、铜币、绿松石、玛瑙等，推断该城为一处唐宋时期的重要城邑。东城时代不晚于魏晋，或为汉代帧中城。统合器物、测年与文献言之，汗诺依遗址及西城可能废弃于12-13世纪。
高句丽遗址
吉林省高句丽城址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项目选择在高句丽中期王都所在地——集安地区开展工作，-年对霸王朝山城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集安市境内以霸王朝山城为核心的区域、以望波岭关隘为核心的新开河谷地、以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的苇沙河谷地、以国内城为核心的鸭绿江中游河谷等四个大区域的调查工作，累计调查覆盖面积约平方公里。调查新发现遗址点总计处，其中明确属高句丽遗址点45处，复查和新发现高句丽时期墓群48处。
-年对霸王朝山城外围新发现遗址点中的6处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对其中的2处高句丽时期遗址点——报马村北遗址和北头东南遗址进行了连续3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平方米。报马村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东侧，报马川河所处的沟谷内发现有青铜时代、高句丽、金和晚清四个时期遗存，以高句丽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出土高句丽时期各类小件余件，有陶器、瓷器、铁器，另有铜钱和石锄等。报马村北遗址的高句丽时期遗存年代与霸王朝山城大体相当，是城址外围的一处高句丽时期的平民居址。北头东南遗址位于霸王朝山城西南侧，发现有高句丽和渤海两个时期的遗存。高句丽时期发现排房式建筑，出土大量炉渣、炉箅，是冶铁活动的实证，表明该遗址为霸王朝山城外围的一处高句丽时期与冶铁活动相关的聚落。另外调查了望波岭关隘、关马山城和大川哨卡等关隘和哨卡，明确了高句丽中期王都北部交通线上的防御体系。
黑龙江渤海遗存
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市、县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重点对鸡西市市辖区、鸡东县、密山市、虎林市等区域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本年度共调查40处遗存，分为城址、聚落址两大类遗存。其中城址10座，包括平原城7座、山城3座；聚落址30处。鸡西市市辖区共调查12处遗存：城址2座，分别为平原城小城山城址和山城小四平山山城址；聚落址10处，均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鸡东县辖区共调查9处遗存：城址3座，可分为平原城和山城两种，平原城为金城城址和向阳城址，山城址为锅盔山山城；聚落址6处，聚落址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密山市辖区共调查11处遗址：城址4座，可分为平原城和山城两种，平原城为临河城址、承紫河城址以及半砬城子城址等3座城址，山城址为大珠山山城址；聚落址调查7处，聚落址多分布于穆棱河流域，且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少数分布于兴凯湖水系。虎林市辖区共调查8处遗址：城址1座，平原城，即安兴城址；聚落址7处，聚落址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为构建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编年以及渤海历史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学术支撑。
墓葬考古
（一）帝陵
帝陵考古在年度并没有新的进展，但往年的考古发现所形成的成果井喷是年帝陵研究的新亮点。
首先是《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增订本出版，本书以唐代帝陵为中心，讨论了汉唐宋时期帝陵陵园结构的演变，以及汉唐宋帝陵和西夏陵陵地的布局原则。其次隋唐、五代帝陵以往的考古成果也相继发表，像《隋文帝泰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唐敬宗庄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河南新郑后周皇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均出自《考古与文物》-1）相应的关于隋、五代帝陵制度研究也成为探讨唐代帝陵源流的关键。冉万里的《隋代帝陵制度研究》（《考古与文物》-1）根据最新的隋泰陵考古成果结合隋炀帝墓和税村壁画墓，总结出隋代帝陵要素和选址原则。帝陵的诸要素：以陵园为中心，在其周边有祠庙、寺院、陪葬墓等附属设施。方形陵园四面辟门并设门阙，四角设置角阙。陵园外开挖围沟，陵园内地上有封土、神道石刻，地下为帝西后东的合葬方式，长斜坡墓道、多天井。朱津等的《试论后周皇陵的选址问题》（《华夏考古》-6，朱津、司亚东、黄富成）认为后周皇陵由三座帝陵和一座皇后陵组成，包括太祖嵩陵、世宗庆陵、恭帝顺陵、皇后陵，其选址沿用了战国以来临近都城的原则，以便于祭祀；继承了汉唐以来因高为基的传统，用以体现天子的威严，并起到防水的功效；受到星宿分野理论和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以期能够起到驱禳避灾的作用；并采用了当时郑洛一带较为盛行的“居龙岗、望平川”的风水思想。
张建林的《“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考古与文物》-1）从隋文帝泰陵与唐高祖献陵的最新考古资料和文献进行分析，认为唐高祖献陵虽声称“斟酌汉魏”、“悉从汉制”，实际上直接以隋文帝陵为范本修建陵园，同茔异穴、殿堂式陵园大门、独立门阙。陪葬制度源自汉陵，四门石虎及神道石犀、石柱则综合吸收南朝、北朝陵墓石刻作法。唐高祖献陵近仿隋文，远追汉魏，综合了前朝诸多因素，为初唐陵寝制度奠定了基础。胡元超等的《唐高宗朝先皇妃嫔安置制度研究——以唐太宗妃嫔墓志为中心》，（《文博》胡元超、刘向阳）对七方唐太宗妃嫔墓志进行梳理，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得出唐高宗朝安置先皇妃嫔的三条基本制度，即正一品国太妃（太宗正一品四夫人）出宫随子就藩；正二品九嫔出宫侍奉于太宗别庙——崇圣宫；正三品婕妤以下在保留原妃嫔名号同时，剃度为尼，绝大多数居于灵宝尼寺，个别居于其他尼寺。
（二）一般墓葬
《武昌隋唐墓》（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2月）出版，是年的重要成果之一。湖北武昌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发掘了一批隋唐时期墓葬，这批墓葬迄今为止仍旧是整个中国南方地区最集中、内涵最丰富的隋唐墓葬发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报告整理其中的座墓葬的资料，根据出土地点将墓葬分为9组，以单个墓葬为基本单位，介绍了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早、晚两期，每期又分为早晚两段。
一般墓葬的发掘，全国各省市均不同程度地都有新的考古发现，基本上都是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但在“先考古后出让”的政策下，基本建设考古的课题意识、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甚至有些重要项目转化成“考古中国”的项目，按照课题设计、长远规划进行，有了明确的学术目的，均取得丰硕成果。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威的天祝县祁连镇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慕容诺曷钵第三子），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出土各类随葬品余件。-年，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并发掘了长岭1号墓和马场滩1、2号墓，三座墓葬皆为带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均由墓道、甬道、封门、照墙、墓室几部分组成，出土随葬品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处墓群为唐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这三座墓葬皆营建于南北向山岗之上的做法，符合吐谷浑王族墓志所载“牛岗辟壤”、“马鬣开坟”的基本选址要求，当属吐谷浑墓葬所特有的丧葬习俗。从武威地区的这批吐谷浑墓葬中，至少能够看到唐、吐谷浑、吐蕃、北方草原民族、西域民族等多个民族或地区葬俗的融合与交流，这一情况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化体现，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与“统一”概念的完美诠释。
慕容智墓墓室、甬道三维影像图
慕容智墓
《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西藏当雄墓地当雄墓地位于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念青唐古拉山脉的果瓦那布山东侧平缓坡地上。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了6座大型和30座小型封土墓。墓葬基本由地上封土和封土下墓室组成，封土平面基本呈近圆形或圆角梯形，立面均呈覆斗状。大型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和圆形穹窿顶石室墓两类，均为多室墓，基本由墓道、主墓室和侧室构成。小型墓葬形制主要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和竖穴土坑墓，均为单室墓，个别有墓道结构。大型墓葬出土金银器、各类珠饰、陶器（陶片）、铜器、铁器残件、擦擦、织物以及石质黑白围棋子等。小型墓葬基本无随葬品，仅出土少量铜器、铁器、陶片、珠饰和皮革制品等。出土人骨基本零散且不完整，可能为二次捡骨葬，未发现葬具痕迹。随葬动物骨骼现象较多，主要有狗、马、牛、羊等。当雄墓地年代为公元7至9世纪，属唐（吐蕃）时期文化遗存。当雄墓地考古学文化面貌显示出其与中原文化，以及与周边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关性，展示了早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为进一步了解西藏唐（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吐蕃关系史，探讨物质文化交流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咸阳洪渎原墓群
年6月至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古墓葬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余年。其中发现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墓园是咸阳洪渎原北朝隋唐墓葬中最具特色的，以围沟兆域为特征的墓园规划整齐、互不影响，由单人墓葬、夫妇合葬或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发展为子祔父葬，直至孙辈归葬祖茔，墓地使用时间甚至跨越历史朝代而延续数百年。墓园内1座墓葬的居多，单墓围沟墓园从北朝晚期延续到中晚唐，是围沟兆域墓最常见的形式。墓园内并列2座同时代墓葬的，应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园内有2座以上墓葬的，为子孙祔父、祖葬。咸阳洪渎原的隋唐高等级墓葬普遍设置围沟兆域并夯筑封土这是首次发现，为北朝隋唐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对于推动该时期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扬州三星叶桥地块
三星叶桥地块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城北街道，该区域属于扬州人民政府公布的“城北汉代居住区、隋代宫殿、唐宋寺庙及历代古墓葬埋藏区”内。年12月-年3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本次发掘共清理各类遗迹处，其中唐五代墓葬座，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砖室墓两类，葬具分为木制单棺、双棺两种，以单棺葬具为多。随葬品多见铜钱、青瓷盘口壶，青瓷罐、青瓷碗、釉陶四系罐、釉陶罐等器物，散见陶俑、木俑、青瓷瓶、铁剪等。
山东聊城绳张唐代墓地
该墓地位于山东聊城北城街道绳张村，年12月至年3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本次发掘共发清理唐代晚期及五代后梁时期中小型土坑砖室墓24座，共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蚌器、砖质墨书墓志等各类材质文物50余件套。其中小型砖室墓共15座，又可分为长梯形砖室墓（10座）、长方形砖室墓（1座）、带墓道舟形砖室墓（4座）；中型墓共9座，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组成，又可分为带墓道方形弧边或圆形穹隆顶砖室墓（8座）、梯形弧边叠涩顶砖室墓（1座）。此次发掘出土的6方纪年墨书墓志砖，基本能确定该批墓葬的年代，最早年代为唐大和六年，最晚为后梁开运三年。这批纪年明确的墓葬，对鲁西甚至山东地区的唐墓确立了年代标尺，深入了原来人们对于山东地区晚唐及五代时期墓葬的一些认识。6方墓志的志文所涉晚唐博州城内外历史地理信息和环境信息十分丰富，对于纠正史料中记载的唐代博州城的位置，对博州城内外的聚落名称、方位、地貌和自然景观等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通过墓志记载可知至少有三群不同姓氏人埋葬于此，而且生前居住地不同，有居住城里的如延福坊内杜家，城外草市内李家、市郊平陵乡魏公坊（里）内杨家，有单身葬如李氏女，有一次性合葬杨府君，有二次祔葬如杜元阳夫妇，杜期夫妇等。故推测该墓区应为博州城北郊，土山乡土岗前面专置公共墓地。
河北邯郸后百家村北墓地
百家村北墓地位于邯郸市复兴区彭家寨乡后百家村。年清理墓葬座（含车马坑2座），年代为战国、两汉至曹魏、隋唐以及明清四个时期。其中隋唐墓葬30多座，填补了邯郸地区唐墓发现的不足。此次发掘，是赵都邯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墓地基本反映了邯郸城从战国到隋唐时期的兴衰演进，为研究本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丧葬习俗等研究奠定了基础。
热水墓群
年是青海都兰热水墓群血渭一号墓的收官之年，在重点做好补充发掘与局部解剖工作的同时，为全面了解柴达木盆地周边游牧民族聚落形态，进一步检验城址、宗教设施和墓地三位一体游牧民族聚落形态的客观存在和普遍性。考古工作主要分为调查、钻探、发掘。调查工作主要是对柴达木盆地周边的城址进行全方位调查，并对重要城址进行全站仪测量，调查了加木格尔滩古城、夏塘古城、伏俟城等，新发现了英德尔古城址及周边墓葬；继续对察汗乌苏河北岸一区的墓葬进行全站仪测量和重新编号，经过两年的测量和统计，确认该区域可知墓葬座，并对墓葬的类型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新认识。全面勘探羊圈墓，重新清理了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墓墓室及祭祀建筑，发掘了DRXNI27号墓南侧殉牲坑。殉牲坑呈东西向长条形，东西残长12.8、宽1-1.2、深0.9米。坑内发现2具较完整的马骨和1具牛头骨，还有木包铁器、疑似破碎蛋壳等。在其东侧发现两个燎祭坑，坑内填土主要为草木灰和红烧土，四壁形成烧结面。重新清理年发掘的血渭一号墓，并在清理过程中进行保护性复原。墓室由墓道、甬道、廊道、前后室和东、西侧室组成。附属建筑基址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坐落于梯形台东侧北部的一处平台上，依梯形台的东侧壁面而建，南、东、北三面用碎石块围砌。建筑内部分别用东西向及南北向石墙隔开，形成三个空间。
热水墓群发掘现场
热水墓群北一区
血渭一号墓墓室
重新清理的血渭一号墓
DRXNIM27殉祭坑
DRXNIM27殉马宗教考古年度宗教考古，包括石窟寺方面的成果出现井喷，宗教考古新发现不断，困扰多年的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也卓有成效。
河北正定开元寺南遗址
开元寺南遗址位于开元寺南侧及以西区域，面积约0平方米，是河北省首次大规模的城市考古发掘项目。自年以来，共进行了六个年度的考古工作，首次发现了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等7个历史时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发现各类遗迹现象处，出土可复原器物余件。按照遗迹性质及相互关系，可将之分别归类为开元寺寺庙建筑系统、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宋金至明清时期民居街巷系统。
与开元寺相关的遗存主要包括唐代开元寺池沼、宋代瓦窑、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及门前道路。年继续针对寺庙建筑系统展开工作，发掘面积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现象41处，出土遗物近件。唐代池沼的发掘表明开元寺门址在唐代可能为东向；金代南门下未发现宋代南门痕迹，可知宋代开元寺仍旧沿用唐代布局；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的发现明确了开元寺金代以来的朝向为南向。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是开元寺南遗址最为重要的发现，明确了唐五代城墙防御系统可以分为两期。早期墙体建于唐初，废弃于唐中期，晚期墙体和夯土城台共同构成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墙防御系统，该城墙防御系统是正定晚唐五代时期的子城城墙。城墙防御系统的发现为正定古城千年建城史提供了实证。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对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年发掘出一处寺院遗址，总体布局坐东朝西，目前清理出的区域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南北两侧墙体向东仍有延伸。西部为寺院中殿，北侧中殿中部有一处长方形祭台，南侧中殿东侧同样设有祭台，并于北、西、南3面贴靠墙体垒砌长条形土台，推测为长椅，中部还发现1口水井。东部为多间土坯垒砌的房间，布局对称。寺院遗址的墙体和坍塌堆积中发现较丰富的壁画遗存，壁画内容以人物为主。面积最大的两幅壁画中均发现十字架形象，分别位于人物胸口所带神像上、两飞天中部、及中北部祭台的东壁南侧骑马神像的帽冠和权杖头等处，发掘者认为属较典型的景教图像。另发现有“也里可温”榜题、权杖、棕枝等具有景教特征的元素，以及有以金箔片、石珠贴饰的壁画残块。据此，发掘者判断该遗址是一处始建于唐代，沿用于高昌回鹘时期和元代的大型院落，在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应为景教（东方叙利亚基督教）遗址。建筑主体结构为高昌回鹘时期，元代经过改建增补。
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年中山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了发掘。西旁景教寺院建筑遗存分岗顶和岗坡两部分，发掘基本完成了对岗顶建筑的全面揭露。发掘者认为遗址存在至少三期使用过程，其中前两期建筑均具景教寺院性质，主体年代应为高昌回鹘时期；该遗址是一处功能完整的景教寺院，除宗教仪式建筑外，还包含厨房、酒窖、寝室等生活设施。南北排列的三组（栋）建筑组合，具有所谓“三殿式教堂”的布局特征，与西亚、中亚地区景教寺院布局接近，但在壁画风格、技法、颜料等上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及高昌故城K寺（摩尼寺）等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存在明显的联系。
江西通天岩石窟
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通天岩石窟进行全面调查，梳理了通天岩石窟造像与题刻的数量、规模、位置、形制、内容及保存状况等相关情况，查明了各龛窟、造像、题刻等遗迹间相对位置与叠压打破关系，弥补了此前材料的缺失。通天岩石窟是我国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之一，有“江南第一石窟”之称。确定江西石窟寺13处，摩崖造像7处，共计20处。
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
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遗址毗邻唐代渤海国的（公元-年）温特赫部城，西北距渤海国东京八连城约4公里。考古调查表明，古城村寺庙址可能包含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考古遗存。-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珲春市古城村1号、2号寺庙址进行了连续6年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0余平方米，获取了大量考古学材料。
古城村1号寺庙址严重破坏，建筑布局与结构不明，根据遗址中出土大量建筑构件、佛像确认遗址性质为佛寺。寺庙址可能始建于公元5世纪初前后，至少在渤海国早期、渤海国中晚期进行了两次修缮，其废弃可能与公元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
-年，发掘了古城村2号寺庙址。确认该寺庙址存在早、晚两期遗存。早期佛寺遗迹遭严重破坏，目前发掘的遗迹有两类，一是墙体基槽，推测系佛寺西墙残迹；二是建筑基址，台基范围与平面柱网结构不明。晚期佛寺遗迹保存较好，整体范围东西约米、南北约80米。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佛殿、佛堂等主体建筑，中轴线西侧自北向南建有禅房及生活类建筑。目前尚未发现佛寺围墙、回廊及山门等建筑。发掘建筑台基5座（分别编号为TJ1-TJ5），其中1、2、5号台基位于南北中轴线上，3、4号台基位于中轴线以西。南北中轴线上的台基推测为佛殿、佛堂等。佛殿（1号）平面呈长方形，其上原建有倒“凹”字形佛坛，发现舍利地宫。地宫内有石函，函内放置铁函。铁函内共发现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等多种材质的遗物件，其中包括银函1件、金瓶1件，金瓶内发现7颗银珠，应系影骨舍利。佛堂（2号）台基平面近正八边形，土石混筑。础石三重，台基四周边壁石材包边，外侧铺有散水石，东、南、西、北四面中央铺设石踏道。5号位于中轴线北侧，平面呈长方形，目前正在进行发掘，建筑结构、建筑性质尚不明确。3号推测为禅房，位于佛殿西侧，土石混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1间、进深2间。台基外缘发现包边石。4号位于5号西侧，平面呈长方形，土石混筑。推测与僧人生活相关。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近万件，主要包括佛像、建筑构件、壁画残片等。其中石质佛像皆为背屏式佛像残件；陶质佛像主要为模制小型佛像；另发现大型泥塑佛像，残破较甚。建筑构件主要包括板瓦、筒瓦、垒脊瓦、当沟、兽头残件等。铁器主要为瓦钉等建筑材料。晚期佛寺遗址建筑布局清晰、完整，推测营建于唐代渤海国中晚期，其废弃亦可能与公元年契丹攻灭渤海有关。古城村2号寺庙址晚期佛寺布局完整，屋顶使用高等级的绿釉脊饰，结合佛寺位置紧邻渤海州城与都城，推测可能与渤海国王室有关，可视为我国唐时期东北地区佛寺的代表性遗存，对研究唐代佛寺建筑布局、建筑结构、舍利瘗埋制度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杭州净慈寺
净慈寺始建于五代的吴越国。年净慈寺考古发现了五代至宋的一组大型建筑遗迹，该遗迹主要由八边形夯土台基、天井、连廊、踏步、散水、排水沟等组成。遗迹规模宏大，结构清晰，保存状况较好。
临汾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址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对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处的汾河东岸的千佛崖造像及窟前遗址进行调查与测量。崖壁上造像窟龛非常集中，层叠分布，互相之间还有打破关系，密集区域多达8层。造像开凿于唐代中后期，开元年间为主，开元以后亦有雕凿，明代正德年间仍有少量雕刻。千佛崖摩崖造像为民间雕刻，是晋中南地区重要的唐代中型规模造像群，既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唐代造像风格，也有洛阳龙门、关中地区唐代造像风格，对研究唐代中后期造像风格类型演变提供重要材料。
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
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与出版是宿白先生一直牵挂的，年宿白先生在龙门石窟曾语重心长地说：“石窟是地面上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是中国历史考古重要遗迹的部分，因此石窟档案和考古报告都应当按照档案的内容和考古报告的要求来编写。龙门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首要的、最基础的学术工作应当从石窟档案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洞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年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出版走上了快车道，新的数字技术采用，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先后有《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和《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万佛沟区（全三册）》出版、《云冈石窟山顶佛教寺院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手工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近年已发展成为我国考古学的重要研究方向，盐业考古也随之取得了重要进展。年手工业考古新发现仅天津军粮城唐代盐业遗址考、河北黄骅大左庄的制盐作坊遗址，同时举办了盐业考古黄骅论坛。
天津军粮城盐业考古
年4月至今，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东丽区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的协助下对军粮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完成发掘面积0平方米，发现一处唐代大型夯土台基和唐代制盐作坊区，清理出灰坑、灰沟、灶、井、窑、车辙等余处遗迹，出土了一批唐代遗物，包括生活用器和板瓦、筒瓦、莲花纹瓦当、小方砖和粗绳纹砖等建筑构件，此外还有少量铜钱（开元通宝为主）、铜甲片、动物骨骼等。大型唐代夯土台基是目前探讨文献记载的唐代“三会海口”的最佳选项，对天津古代港口变迁以及天津古代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军粮城遗址还发现了与制盐相关的卤水井、灰坑、盐灶、滩场、灰沟等遗迹，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制盐作坊区，这是天津考古第一次发现古代制盐遗存，填补天津盐业考古空白。
黄骅盐业考古论坛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年发掘了黄骅大左庄遗址，确认这是一处隋至唐代中晚期的制盐作坊遗址，其制盐工艺与《熬波图》中的记载接近。9月27日至28日，“手工业考古·黄骅论坛——以盐业考古为中心”在河北黄骅市顺利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盐业考古，研讨的内容广泛而紧凑，时空范围和研究视野都大大拓展，以学术促成果，得到明显提升，其中围绕制盐工艺、作坊布局和生产关系三个问题，对黄骅大左庄制盐作坊进行了系统的复原研究，并认为是一处官督民办的制盐作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盐业考古取得的新成就。
寿州窑考古
年寿州窑遗址重启考古发掘，针对窑址分布范围不清晰，窑炉结构、烧制技术、产品特点等学术问题开展的。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淮南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目前发掘松树林窑址区、高窑址区和住院部窑址区。清理出的遗迹以瓷片堆积区为主，出土遗物主要是匣钵、窑棒、钵状支具、筒状支具、垫盘、垫砖、黄釉碗、青釉碗、黄釉盏、黄釉四系罐等。根据出土遗物判断，时代从唐代早期延续至唐代末期。
运河与交通考古
交流使社会进步的物质资源不断推陈出新，精神资源不断丰富发展。大运河、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人群互动，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是理解不同文化交流、借鉴、融合的经验和教训，年的运河考古收获丰硕。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水故道
年以来郑州大学黄河历史变迁与大运河文化传承研究团队在黄河、沁河交汇区域内，初步确定了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的基本走向、具体方位、河道遗迹与标志性地物，获得了新发现与突破性进展。
安徽宿州灵璧县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
年宿州市灵璧县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发掘，清理运河河道32米，发现一批运河重要遗迹，包括两岸河堤、河道、木岸狭河遗迹、船底摩擦河底痕迹、脚印、沟槽遗迹。两岸河堤保存完整，清理河段长32米，河道宽45.6米，运河总宽度约66米。河道可以分为主副航道两种航道，推测主航道为人工开挖河道，副航道为自然航道。副航道漫坡处发现多处人脚印（长0.35厘米）和疑是船桨戳地的痕迹。在北岸河堤坡底部发现了木岸狭河的迹象。出土大量的遗物，这点是目前安徽省内保存最完好、揭露出最完整的一处运河遗址。
小结
年迎来考古百年，考古在回顾与展望中掀开新的篇章，作为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在多元一体、国家认同、文化基因等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引导下，呈现出新格局、新态势。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与历史学从同质互补质跃到异质互动的整合、考古学文化在国家文化下被重新定义、考古学理论的思考等点燃了未来历史考古的微火。
整体而言，年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工作仍延续了年的基本框架，新的考古发现都带来新的研究契机，甘肃唐代吐谷浑王族墓群、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的发掘，推动了唐代边疆治理、军政制度的研究。年的考古，基于脚踏实地一锨一铲的考古发掘所勾画出隋唐时代的微妙细节，有助于隋唐历史图像的完整拼接。像唐长安城太庙、西内苑、隋唐洛阳城内重门、正平坊的考古，从细微处揭开了都城配置的肌理。
城市考古，除过都城遗址外，地方城市的考古工作也异军突起，专题性、系统性增强，学术目标明确，科技手段多样，特别是东北三省高句丽、渤海国城址的调查，亮点很多；墓葬的考古新发现仍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特别是咸阳洪渎塬墓群，号称“半部中国史”，墓葬数量可观。据国家文物局消息，全年实施基本建设考古项目个，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基建考古任务仍然繁重，尽管压力大、任务重，但基本建设中考古中，基本都可做到学术目标明确，课题意识、多学科合作和科技考古理念、遗产保护意识等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基建考古与学术课题的良性循环。
本文总结盘点所收集的资料多来自文博中国、中国考古网、各省市的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