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散文）
又是楚江竞渡时，屈子风骨万古存。
端午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不管其承之于古，还是演之于今，都承载了劳动人民最单纯、最真实、最朴素的情感寄愿，都蕴含着华夏文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包容，都隐寓了炎黄子孙忠孝节义、仁勇诚善的家国情怀。虽然在沧桑厚重的历史长轴中，其俗仪杂糅了大江南北、水乡山国的多种风情民俗，节俗内容十分丰富，地域讲究同中略异，但赛龙舟、吃粽子、挂荷包、悬艾草和喝雄黄酒、拴五色丝线等民俗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端午节安康
端午节安康
探古溯源间，端午由于天象崇拜，大约是从上古时代南方吴越先民拜祭龙祖、祈福辟邪演变而来，后注入了夏季时令“祛病防疫”风尚，又附会于纪念屈原、介子推、伍子胥、孝女曹娥等情感赋予，于是端午之俗便空前繁盛起来，其间不仅蕴含着古老神秘的星象演绎，而且积淀了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
绝代风骚，千古绝唱。不管是开一派浪漫诗风、创一代绝领风骚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还是割肉供啖、抱木不出的三晋贤臣介子推，不管是视死如归、悬目东门的吴国忠良伍子胥，还是义感天地的孝女曹娥、至死不屈的女诗人秋瑾等等，往往都被人为赋予了特定的历史意义。但透过这些忠孝贤良的死生大义，这些略显牵强的民间附会又何尝不是对明君贤臣、太平盛世的企盼与向往，何尝不是对昏君佞臣、纷争乱世的鞭挞与控诉，这种发自内心、倾向明显的情绪表达，其实也是思想放达、人文清醒中的风尚高标，
探寻端午，一如神游生涩艰深的浩繁籍卷。据闻一多先生之《端午考》，端午之俗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吴越时期，时行投食粽子和龙舟竞渡，以图腾祭祀的方式叩拜龙神。“端午”二字最早见于三国两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谓之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这里的端午也仅指每月初五。古人又习惯把五月上旬之日以端来称，如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以五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谓之端五”。端者始也，五与午通，故端五也即端午。
公元前年，当战国七雄霸主秦国攻破江河日下的楚国郢都时，一代贤良、中华诗祖屈原先生万念俱灰、毅然果绝、抱石沉江。斯人已去，节气永存，留下了千古永长的浪漫诗篇，不仅“楚辞体”言情出韵，而且屈原赋有节无章，其间放纵着才情奔泻，流溢了章法突破。虽然长江后浪永以为继，然先生的伟岸之魂无可为替，先生的家国情怀与天同长。
端午于古，先生而后。端午与先生之说虽然众说纷纭、难以归一，但也可谓言之凿凿、确有其事。概说大约源于东汉至南北朝间。早者说源于东汉灵帝以前。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中引汉末应劭《风俗通》语：“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与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而应劭(约—)生活的东汉灵帝前后。后者如后晋时期《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有载：逢端午封敕屈原庙额，表明官方有了端午公祭屈原的习俗意识。又如南朝文献《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
有史可考，正式为“端午”定名是在大唐开元十六年（公元年），至玄宗天宝年间将诸祠庙增入祀典后，以朝廷公祭形式悼念屈原渐成制度。《唐会要》载：对屈原等圣贤忠臣“春秋二时择日致祭”，有唐诗《端午》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圣谕“岁以五月五日”致祭屈原，至此五月五日端午节才正式固定下来。
端午节安康
一代英贤，楚江中断。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奋起反抗的民族气节和宁死不屈的清白精神，才是我们借端午之由永以为念的根本理由。虽然端午之由并非纪念屈原，但承传至今纪念屈原已替代了其本源意义、不可逆转地成为端午文化的核心元素；虽然纪念屈原的习俗是由古而近、由南而北散发性传播开来的，但它无疑已成为最具广泛性、深具长远性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法定节假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其在世界范围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走进战国，犹若亲历险象环生的战乱风云。屈原辅佐楚怀王时，正是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完成转化的关键时期，也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激烈争斗之际，时以张仪为代表“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阵营，和与以苏秦为旗手“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一方，连年征战，穷兵黩武。从秦楚两强至齐秦渐强到一秦独大的格局博弈中，在东方六国骑墙观望、“朝秦暮楚”之时，强秦破齐楚之盟，化秦齐对峙之势，引六国之兵相互交恶、杀伐无断。“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史记·李斯列传》），真正达到了连横破纵，成就了江山归统的大秦霸业。
虽然屈原早年很受楚怀王信任，曾官至三闾大夫、左徒。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有史可考，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屈原与楚怀王同祖，他以宗亲之重任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先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主要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应对宾客、起草宪令，一度推行变法，改革政治，修明法度，弘扬道德，提倡“美政”，倡导规章制度，主张举贤任能。对外两度出使联齐抗秦，促成了以楚怀王为纵长的伐秦之盟，但由于联军各怀鬼胎、首鼠两端，致“合纵”大业功败垂成。
就拿楚国内部来说，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弃屈原齐楚联盟抗秦之良策于不顾，反受秦张仪“六百里商於之地”诱惑，一改既定的合纵政策，转而绝齐亲秦。而张仪在成功离间齐楚之盟后食言戏楚，怀王又轻率出兵伐秦，又因失齐之强援大败而归，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后秦昭王又提出秦楚联姻，假邀怀王赴秦会商，在屈原谏劝无果后，怀王赴武关被扣，落得客死他乡、凄凄惨惨。后楚顷襄王期间，屈原被二度放逐沅湘、洞庭等地长达18年之久。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实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最有发言权的，自身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内因才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内。不管是春秋五霸的争雄，还是战国七雄的兼并，不管是五代十国的分崩离析，还是三国两晋的江山归统，外交权谋之术固然重要，但经济基础永远决定着上层建筑，实力所在、民心所系才是江山社稷的固本之策、永年之基。
纵立于大秦崛起之局中，不难发现秦灭六国不仅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封建统一战争。大秦用10年之久，相继灭掉了东方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余年的诸侯割据战乱局面，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君主制王朝——秦朝。当然，任何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统帅对战局的高瞻远瞩和正确决策，秦始皇在这方面具备了千古一帝的杀伐决断和远见卓识，这中间既有其远交近攻的高明策略、以金钱收买各国权臣的果敢谋略，也有大秦广纳贤才、以礼厚之的民心所向，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大秦果断推进商鞅变法，率先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化，农业、经济、军事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也是大秦能东出函谷、横扫六合、并吞八荒的根本性决定因素。
感受权谋，无异置身忧谗畏讥的人情世故。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是一张巨大关系网上的一个结点，不管是草末之贱，还是皇亲贵胄，无论贤君明臣，抑或官商儒士，任何人都脱不开这张大网。在这经天纬地的关系大网中，千古留名者遑论得失，挫骨扬灰者无非取舍，但最终都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大浪淘尽终沉沙，水落石出身后名。
屈原也毫不例外，他虽然贵为左徒、三闾大夫，并自幼与楚怀王亲厚，携手励志要壮大楚国，然双方最终在权力、利益、情感等诸多因素交互繁杂中窦疑横生、矛盾丛生，最终离心离德、渐行渐远。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出发，大约可归集出以下几个方面失败原因：一是年轻有为与出众才华难免遭人嫉妒。他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离楚权贵之最令尹仅一步之阶，可与楚王讨论国家大事，有草拟法令、发布号令之权，享接待宾客、应付诸侯之荣，并委以出使齐国、联齐抗秦之任。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可谓炙手可热、无尚荣光。但中国封建帝制下永远是“伴君如伴虎”。放眼两千年，多少将相权臣，功高显贵后无大汉张良急流勇退、功成无我之境智，遇大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尚属幸运，遭大明开君朱元璋之“功臣尽戮”又能若何？因此，两度流放之贬实属不幸中之万幸。二是他所主张推行的变法改革措施，意欲打破贵族独揽朝政的格局，动摇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楚怀王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些人目光短浅，嫉贤妒能，善于煽风点火，工于争权夺利，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偏偏他们又权势熏天，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长于排挤谗言之能事，致力掣肘毁誉之勾当，最终左右了怀王的言行，使之渐渐疏远了屈原。三是高傲孤冷的鲜明文人性格特征也是最终走向毁灭之路的主要动因。屈原具有中国历代文人特有的清高、傲慢与冷峻，不善蝇营狗苟，不事转圜变通，不会左右逢源，不愿察言观色，一心推行强楚之法，对时局大势虑欠周详，对楚王之态观研失准，落的可谓一意孤行、形单影只。正如宋之武神岳飞意欲“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凶奴血”“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其“精忠报国”之心天地可鉴，然新帝赵构已立，君欲“迎二圣复还京师”，在主和不主战、又恐其功大势重、尾大不掉之宋高宗看来，可谓不识时务、有碍大局。最终在奸相秦桧之手落的“莫须有”，魂断大宋，深以为憾。屈原也是在形将失败的孤独路上单兵作战、九牛不回，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必然注定在人情世故这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中陨为炮灰、成为悲剧。
领略楚辞，恰如朝拜千古锦绣的浪漫诗巅。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首开以文学著称于世之作家先河，首创“楚辞”文体，开辟了“香草美人”传统，誉名“中华诗祖”“辞赋之祖”“诗魂”，先生及其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大雅集体歌唱到个人浪漫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其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特别是以其作品为主体的《楚辞》，不仅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源头之一，而且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诗经》之《国风》并称“风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他犹如璀璨星河里的耀世巨星，虽不能“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尽管“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长太息以掩涕泪，哀民生之多艰”，纵“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愿“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然“吾不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于是乎“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纵“路漫漫其修道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望眼千年，绝代风骚。先生于烽烟战火中，自知“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心愿“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然“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只见“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并以《怀沙》一诗绝笔。但见秋风悲催，草本哀恸，伤神寸断，泪以怆血，悲难再，毁无余。
苍天有感，任人评说。汉班固《离骚序》评说可谓中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浪漫诗仙李白《江上吟》吟断楚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豪迈放达之苏轼览历前贤曰：“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一代伟人毛泽东评：“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学教研室主任谢列勃里亚可夫在《屈原和楚辞》中评：“楚辞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于世界文豪之林。”年，在屈原逝世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风骨长存，告慰先生。
有感于怀，聊以为文。
责编：李尔莉
作者简介：
姚长岭，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生于年2月，陕西吴起人，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协会员，延安市作协会员，吴起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油脉》《长征》杂志及部分网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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