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治疗白癜风 http://pf.39.net/bjzkbdfyy/140108/4323409.html本文以黑水城出土药师佛唐卡黑帽上师身份的辨别入手，利用近年在宁夏、甘肃等地发现的图像材料，结合对藏文史籍如《洛绒教法史》、《贤者喜宴》、《青史》等的再解读，重点分析黑帽与中原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王统正朔的渊源、西夏官帽对宋辽官帽形制的继承；进而讨论西夏后期帝师制度的出现及与僧官体系的联系，梳理噶举派藏巴帝师与热巴帝师在西夏长达数十年活动的史实。指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的黑帽来源于西夏帝师制度，代表正朔地位的黑帽的把持与传承引导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为蒙元至明代噶玛噶举教派用黑帽传承延续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的紧密联系、将汉地大宝法王封号作为教派活佛转世体系，并为清代达赖、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央*权与地方民族势力的交往提供了范例。宋辽夏官帽、帝师黑帽、活佛转世与法统正朔——藏传佛教噶玛噶举上师黑帽来源考
谢继胜才让卓玛
一黑水城药师佛唐卡与噶玛噶举黑帽问题的提出
现藏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为X的《药师佛》唐卡，是西夏时期流行的唐卡绘画题材，唐卡上方绘药师七佛，两侧有以金刚乘五方佛身色分布、跏趺坐的药师佛八大菩萨，主尊两侧为日光与月光菩萨，其下为供养弟子与观音菩萨，四大天王与十二药叉神将。画面下方左右各有一位僧人（图一），其中画面右尊地位（本文描述绘画皆以画面人物的视角，下同）是一位头戴黑色金边僧帽的僧人（图二）。关于这位僧人的身份，海瑟·斯丹达（HeatherStoddard）在她年再版的《早期汉藏艺术》中再次确认为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毫无疑问，药师佛唐卡下方左下角（观者视角）的人物是黑帽系噶玛噶举二世噶玛拔希（KarmaPakshi-），曾应忽必烈汗之邀前往汉地和蒙古。”而且“从人物描绘的特征将此像确定为噶玛拔希也是很清楚的，黑色的帽子，深色的面庞和山羊胡子，各种特征都无疑指向二世噶玛巴。”海瑟的书最初写作时间很早，当时她看到的西夏元时期唐卡图像较少。事实上，西夏的上师画像，络腮胡或山羊胡的形象非常多见，典型形象如黑水城出土唐卡中的上师像（图三），宁夏银川拜寺口西塔天宫出土的《上师像》与《胜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唐卡中出现的上师都是络腮胡，其中胜乐金刚双身唐卡中的上师，穿藏式袈裟，山羊胡，戴着西夏上师红色毗卢帽，与黑水城药师佛唐卡形象几乎一致（图四：1－3）[1]。
图一《药师佛》唐卡黑水城出土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二《药师佛》唐卡右下角黑帽上师像
图三《上师像》唐卡黑水城出土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图四：1《胜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唐卡右下方上师像宁夏银川拜寺口双塔西塔天宫出土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四：2《上师像》顶行上师像局部宁夏银川拜寺口双塔西塔天宫出土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四：3黑水城《药师佛》唐卡黑帽上师与拜寺口双塔西塔天宫出土《胜乐金刚与金刚亥母》唐卡右下方上师像比较
由于此幅唐卡出自黑水城大塔，塔内物品或是年西夏灭亡之时收纳入塔内[2]，为了解释塔内藏品年代的矛盾，与此后很多分析黑水城唐卡的学者一样，海瑟说明西夏灭亡的年之后，黑水城仍然在使用中，藏入大塔的经卷与绘画也可能是蒙元时代的13世纪中叶及以后的作品。俄罗斯学者起初将黑水城大部分唐卡断代在年以前[3]，后来受到药师佛唐卡噶玛噶举黑帽年代的影响，同样认为此幅唐卡黑帽上师为噶玛拔希，将黑水城绘画的年代整体从13世纪上半叶挪动到13世纪后半叶，进而引起作为参照的河西走廊西夏石窟的年代的疑惑[4]。近年涉及西夏艺术的所有出版物，据此判定此黑帽上师为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因噶玛拔希与蒙元王室有交集，根据噶玛拔希的活动年代，研究者将此幅唐卡的创作年代确定在13世纪后半叶，并以此断代为标尺判定西夏元时期石窟绘画中出现黑帽的相关图像，进而确认此期出現的有著黑帽上师形象的壁画年代，都是在噶玛拔希见过蒙古大汗蒙哥汗之后，即年之后。因此，这幅绘有黑帽上师唐卡年代的判定非常重要，事关敦煌等河西走廊地区西夏元石窟的年代及相关西夏文物的年代判定。
二关于噶玛噶举黑帽问题的相关史料
藏文文献提到噶玛噶举黑帽与元朝的关系，最早见于年至年间成书、由桂译师旬努贝所撰《青史》，书中记载六世噶玛巴法王通哇敦丹（ChosrjemThongbadonldan-）活佛转世辨认前世圣物时挑出黑帽，知道黑帽“是元朝的，不是汉地的帽子”[5]。但明确说明蒙哥汗赐予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黑帽，已经迟至19世纪初土观却吉尼玛所著《土观宗教源流》，书中写到[6]：
虽然传说都松庆巴曾戴黑帽，后遂称为黑帽派。然而实际是在噶玛拔希时才受元帝赐予职官的黑帽，从此以后，历代转世大德始有黑帽系之称。犹如现在皇帝辅臣的品级高下，均以帽顶来表示区别，这种做法是始于大清统治者的新制度。然元明统治之时，是用帽型来表示尊卑等级的，当时凡封为帝师的皆赐金缘黑帽。由于这样的制度，所以明永乐皇帝时，亦曾以这类帽子赐予降钦却吉（大慈法王）等人。至于说噶玛巴的戴黑帽，起自都松勤巴时有十万俱胝空行母用头发编结为冠而供养给他的。很多这些赞扬之辞，可见都是出于虚构。
土观著作出版于清嘉庆六年（），是蒙哥汗赐噶玛巴黑帽说的重要出处，但是稍早期的藏文文献如《红史》（）、《邬坚巴传》（14-15世纪）、《洛绒教法史》（）、《贤者喜宴》（）等都没有提到噶玛拔希接受蒙哥汗黑帽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与蒙元上层关系密切的蔡巴噶举上师贡噶多吉，在距离历史事件年代不远、且极为详尽的记述二世噶玛巴的生平事迹时，却完全没有提到是蒙哥汗给予了噶玛巴黑帽这一重要的事件，只是提到汗王赐给噶玛拔希“金印和一千锭银子”[7]，该书还记载了二世噶玛巴与其继任邬坚巴及三世噶玛巴攘迥多吉与黑帽相关的史实，提到三世噶玛巴到大都时才戴上了黑帽，这是黑帽的最早的正式记载[8]：
（攘迥多吉）在十月十八日到达皇宫，受到皇帝仁波且贝（懿璘质班）与大臣们的欢迎和敬奉。他为皇帝和大臣们灌顶，使君臣如愿得到心仪之教法。法师从征兆得知懿璘质班的寿命不长。于鸡年一月十五日，元惠宗妥欢帖木儿从蛮子地方到达大都，在数百万僧俗欢迎队伍中，谁也无法开通道路，法王攘迥多吉头戴黑帽，口念六字真言，人群都为他让出路来。
行文至此，我们注意到学界在讨论黑帽系历史时都
